高光祚

作为一名流亡学生，我于1938年就读于国立三中，1943年毕业。

这六年，在我一生中确是非同小可，不仅结束了我兵荒马乱中的流亡生涯，重要的是，又得以弦歌一堂，接受了严格而艰苦的智、德、体三育并重的半军事教育，把我锻炼成一名压不垮、且不负于祖国与人民养育之恩的堂堂中国人。

流亡入学前因

“七七” 芦沟桥事变，紧接着 “八一三” 日军入侵淞沪，江南吃紧，全国抗日军兴。我就读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奉命 “紧急疏散”，各奔前程。时父亲在津浦铁路局任职，已接到 “疏散家属” 的命令，于是带家由浦镇（南京附近）搭专列，于11月到大后方重镇长沙。

这时，流亡到大后方的一些省扬中高中部学长，纷纷转道武汉，去了延安抗大。因嫌我年纪小，不愿带我走，于是，我在长沙蹭蹬了三个月。

一日，父亲欣喜地从报上看到教育部号召流亡青年学生登记的消息，全家喜出望外。于是，按规定时间，父亲携二位姐姐（高凤笙与高湘英，也同是省扬中学生）与我，同去指定地点登记报名（好像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）——当时有不少是兄弟姐妹同行的。

登记完毕，大伙围着一位满脸堆笑、一副善良面孔、十足学者风度的长者，与一位操江口口音的小个儿询这问那，问了个底朝天。他们都极其耐心地一一作答（其后才知道那位长者原来是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先生，小个儿是教育部视察员贾国恩先生。后来，他们分别担任了国立三中的校长与总务处副处长）。

母亲为我们三人又能继续上学与减轻了家庭日益困难的负担，高兴地拾掇些简单行装。不多日，父亲带病送别我们于湘江之畔。

在一个阴霾的寒冬傍晚，十多条大木船浩浩荡荡，分载着数百名流亡学生，顺湘江，渡洞庭湖，溯沅江直奔湘西，倒也壮观。途经常德、桃源、沅陵、辰溪各县，均作了短暂逗留。险越了湘西匪区后，由晃县徒步到达铜仁，大约走了一个月。

在常、桃、沅三县，高年级同学们临时组成“抗日救亡宣传队”，作抗日宣传。通过演讲、唱抗战歌曲与演话剧等形式（大姐高凤笙也参加了“放下你的鞭子”的演出），满腔愤怒地历数日军侵华罪行，讲清了抗战必胜的道理。

（二）入校后校园生活

大队到校前，筹办人员在周校长率领下，已先期到达，联系地方当局，交涉校址，分配教室、宿舍与购置课桌椅与黑板等设备。

校本部与高中部同设在旅部，师范部在文庙，初中部的初二与初三在文坛，初一在文坛以东的火神庙里。

学校由校务委员会领导，成员除周校长外，还有总务处长贾国恩、教导处长黄新运、高中部主任黄质夫（当年知名的乡村师范教育家）、师范部主任吴学增与初中部主任叶桐，另有校务委员胡耐安等。

1938年4月20日，是一个大好晴天，学生们齐集旅部操场上，在周校长的主持下，举行了隆重而简单的开学典礼。

为了打好基础，我又从初一念起。初一分甲、乙、丙三个班。我所在的“一甲”，级任老师是李绍良老先生，他与同学是情同父子的师生。“一乙”级任老师是邵达老师，“一丙”是关维藩老师。百多名嗷嗷待哺的青年学子，相挤在一座经过简单修葺的破庙里，倒也非常欢乐。教室隔壁就是寝室和饭厅。没有操场，更谈不上文娱设施，在我印象中，好像没有体育课，也没有音乐课。

师生都能安贫乐道，丝毫没有穷困潦倒的感觉。相反，在经过一段颠沛不安全的生活后，今天能有地方念书，大家都很珍惜、高兴。虽是十多岁的孩子，远离亲人，似乎都很懂事，相处极其融洽，从无争吵、打架、迟到、早退或旷课现象发生。

初一没念几个月，即原班人马迁到文坛，升入初二。这里较为正规，有篮球场，有乒乓球桌，有台风琴，好像也没有医疗设施。

初三是在江口分校念的，分校长是叶桐。分校除初三两个班外，还办了实验班与农职班，校舍分散在这个小县的几座庙宇式的古建筑里（女生宿舍在大佛寺）。

诸师长中，给我印象较深且影响较大的是图画老师刘光苇。她所教的画都是抗日的。她说：“我们不能为艺术而艺术”。愤怒之情，嘶哑的无锡口音，使我们这群爱国青年，对日军更加同仇敌忾。

1941年，由江口又徒步回到铜仁，升入高中部。相比之下，旅部的条件当然好得多，除有较正规的课堂、宿舍与饭厅外，还有操场、新建的礼堂与图书馆、医务室与传达室。

当时是男女分校制，在文坛成立了女子部，孙慎疆主其事。

这时，学校领导大换班，李超类校长接替了周校长。高中部主任先后是钟宏、殷日炎与朱程表。增设了军训课与公民课，亦成立了三青团组织。

1943年7月高中毕业后，徒步奔赴贵阳，参加为期三个月夏令营训练（在阳明湖畔），并参加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（简称“联考”，以前叫“统考”）。为了继承父业，我考入了交通大学。

（三）三中六年的关键性意义与回忆

三中六年，生命史上关键性的六年，白驹过隙，但却恍如昨日，今虽倏忽已是古稀老人，但其情其景犹历历在目。

为何是“关键性六年”

第一，当时如无国立中学（共约20多所），我作为一大批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之一，生存的问题与是否走入歧途问题，均难以预卜。

第二，离开母校49年来，生命多坎坷，不仅闯过了日军侵华的火焰，且在战胜了长期的政治迫害，从死亡的边缘上，又坚强地站立了起来。坚韧不拔的毅力，是来自多方面的，而母校的培养、陶冶与锻炼，却是重要的源泉之一。

片段回忆

1939年，由初二升初三，去江口分校，日行90华里，穿的是草鞋，由江口县城去某苗寨作抗日宣传，也穿的是草鞋。（有的同学学会了编织。）生活上的艰苦，是不难想象的。记得一块一市尺见方的粗白布，在高三那年，整整用了一年，洗脸与洗脚用它，洗澡也是它。一把猪鬃牙刷，用了三年（鬃毛倒得平倒了，可以上街花两个钱，重新换毛）。牙膏已是多年不知其味了—— 清刷，有时弄到点岩盐，这是幸运。洗脸、洗澡倒也简单：清洗与干擦，没有肥皂。洗澡当然都是冷水，—— 水与盐，当时都很困难。

晚自习，一人一盏桐油灯，光线暗淡摇晃自不待说，且在翌晨洗脸时，一抠一鼻子黑。

吃的是低劣的糙米，南瓜汤上面飘浮些 “后老婆油”。一个星期打顿 “牙祭” 时，筷子的动作就得加快点，有时怕饭不够，就不能温良恭俭让了（但绝无争打）。由于营养不良，高二时我患了夜盲症。

穿的当然不可能讲究，有限的几件衣服，都是多年一贯制，由初一穿到高中毕业。但是，同学们均无褴褛现象，都很整齐。高三时，男女同学一律发了一套蓝色卡叽布的 “罗斯福呢” 制服，穿起来倒也神气十足。

在营养与知己不良的情况下，同学们都很注意锻炼身体。午饭后，我经常与知己到后山进行日光浴。睡前必作适当运动，还学了 “八段锦”。我虽不是运动员，但从高中起，就养成了锻炼的习惯。这也是我这一辈子，虽饱经冰霜而无疾，青春常驻的原因之一吧！

当年师资水平都很高，有其客观条件—— 沿海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省市，因受炮火洗礼，很多大中学校皆疏散到大后方。所以，三中已来了不少在学术界较有声望的老师。我知道并记得的有：许梦同、锦爽秋、汪铭竹、傅求学、邱望湘、张尔美、丁放鹤、周明颐、徐佩璜、陈康、封开基、杨骏、程芸、王佩琼、杨德真、金荫珍、陈鸿先、章斌、魏佩莲等等。

我不是高材生，但由于老师的教导有方，三中六年所学较为扎实，至今受用不尽。

最后，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同学之间的友好融洽，且相互关怀，虽不是兄弟，却胜似兄弟。为什么？除师长的教诲外，我想，也有个客观原因：来自五湖四海、同受战火洗礼，又都是远离亲人，遭遇相同，处境一样，朝夕相处，这就很自然地捏到一块儿去了。另外，同学们都很遵守纪律，几乎没有哪位同学，受到过老师严厉批评指责的。

综上所述，不难看出，三中六年对我后半生，不论在事业上，为人处事与健康等等各方面，起了多么巨大的关键性作用啊！

三中！母校！我永远怀念您！终身感谢您！

高光祚:现名高光，男，1938年入国立三中初中部，1943年高中毕业。大连医学院副教授。曾任大连市公共关系协会常务理事兼国际部主任。

更新时间：2025-07-07 09:30:30